重婚罪

第六十六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第六十七條 保證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與本案無牽連；
（二）有能力履行保證義務；
（三）享有政治權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處和收入。
第六十八條 保證人應當履行以下義務：
（一）監督被保證人遵守本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
（二）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
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九條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四）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款規定，已交納保證金的，沒收保證金，並且區別情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結悔過，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或者監視居住、予以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未違反前款規定的，取保候審結束的時候，應當退還保證金。[3]
這是司法機關辦理取保候審的最主要法律依據。上述第一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某種刑罰，就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所認定的對其可能判處的刑罰，絕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所觸犯的刑法條文某一條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該條文規定的某種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第二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已經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儘管可以認定其所犯罪行比較嚴重，且根據其對應的刑法條款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是，如果對其適用取保候審也不會發生社會危險性。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五十二條 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取保候審。

重婚是封建主義婚姻制度的產物，是剝削階級腐化享樂思想在婚姻關係上的表現。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重婚是不允許的。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觀念很嚴重。所謂“大款”養“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在處理重婚案件時，罪與非罪的界限往往難以區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區分重婚罪與非罪的界限。
 
1．要區分重婚罪與有配偶的婦女被拐賣而重婚的界限。拐騙、販賣婦女的犯罪相當嚴重。有的婦女已經結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騙、販賣後被迫與他人結婚，在這種情況下，被拐賣的婦女在客觀上儘管有重婚行為，但其主觀上並無重婚的故意，與他人重婚是違背其意願的、是他人欺騙或強迫的結果。
 
2．要區分重婚罪與臨時姘居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雙方未經結婚而臨時在一起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不構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關於如何認定重婚行為問題的批覆》中指出：“如兩人雖然同居，但明顯只是臨時姘居關係，彼此以‘姘頭’相對待，隨時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約定時期屆滿後即結束姘居關係的，則只能認為是單純非法同居，不能認為是重婚。”
 
3．從情節是否嚴重來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在實踐中，重婚行為的情節和危害有輕重大小之分。根據第13條的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為，並不一定就構成重婚罪。只有情節較為嚴重，危害較大的重婚行為，才構成犯罪。根據立法精神和實踐經驗，下面兩種重婚行為不構成重婚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實踐中，由於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響，夫妻間虐待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婦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後，在外地又與他人結婚，由於這種重婚行為的動機是為了擺脫虐待，社會危害性明顯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論處。
 
（2）因遭受災害外逃而與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災害在原籍無法生活而外流謀生的。一方知道對方還健在，有的甚至是雙方一同外流謀生，但迫於生計，而不得不在原夫妻關係存在的情況下又與他人結婚。這種重婚行為儘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會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論處。[5]
事實婚姻出現在“重婚”行為中時，重婚罪的認定。
事實婚姻出現在“重婚”行為中時有以下幾種情況：
1、前一個婚姻是登記婚姻，後一個婚姻是事實婚姻；
2、前一個婚姻是事實婚姻，後一個婚姻是登記婚姻；
3、前一個婚姻是事實婚姻，後一個“婚姻”是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
 
第一種情形構成重婚罪，理論界、實踐界爭議不大，問題在於後兩種情形（以下均稱上述兩種情形）下，重婚者與相婚者是否構成重婚罪？理論界、實踐界爭議較大。歸根到底問題還是在於《刑法》第258條中的“配偶”是否包括因事實婚姻而形成的夫妻雙方。有學者認為，上述兩種情形也構成重婚罪，依據是， 就主體而言，當事人“自己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是重婚的主體要件。配偶是指《刑法》第258條中的“配偶”應當包括因事實婚姻而形成的夫妻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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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配偶登記結婚，與他人又登記結婚而重婚，也即兩個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登記結婚，有重婚者欺騙婚姻登記機關而領取結婚證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記機關工作人員互相串通作弊領取結婚證的；
2．與原配偶登記結婚，與他人沒有登記確以夫妻關係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為先法律婚後事實婚型；
3．沒有配偶，但明知對方有配偶而與已登記結婚或以夫妻關係同居而重婚

1.從重婚者的主觀特徵來看，其重婚行為是直接故意。這種直接故意表現為：明知自己已有的婚姻關係未解除而又與他人結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
2.重婚罪侵犯的客體是的一夫一妻制度，而受害人的“合法婚姻關係”僅是重婚罪侵犯的物件。第一種觀點直接混淆了犯罪客體與犯罪物件的區別。
3.重婚罪的客觀方面，就是重婚者違反一夫一妻制的根本婚姻制度而實施的婚姻重疊行為。即在同一時間內，重婚者存在兩個婚姻關係，前一婚姻關係是否合法，並不影響重婚罪的構成。
4.在司法實踐中，前婚不合法，後婚“合法”，正是新形勢下重婚者為規避法律制裁而採取的一種手段，是重婚罪新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