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婦女兒童罪

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1]
情節嚴重的處罰：
（一）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參照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的規定，這裡所說的“情節特別嚴重”，是指本法第240條第1款所列的8項情形中特別嚴重的情節。在具體執行中，不應在這8項情形之外再擴大範圍。
（二）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的認定首要分子是指在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集團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需要指出，在一起案件中，首要分子既可能是一個，也可能是幾個。凡符合法定特徵的，都要認定為首要分子。根據本法第26條第3款的規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全部罪行處罰。
（三）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的認定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既可以是一次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也包括多次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行為人既可以是實施拐騙等6種行為之一而物件為3人以上，也可以是兩種以上行為而物件總計為3人以上，如拐騙1人，中轉過另外2人。但是，實踐中往往出現被拐賣的婦女自願隨帶自己不滿14週歲的子女的情況，對此應如何認定行為人拐賣的人數呢，跟隨被拐賣婦女的兒童能否計入總數：我們認為，關鍵要看行為人是否有將兒童一併出賣的目的，對此要考察行為人是否有以婦女所帶兒童作價，與他人討價還價的行為。對於沒有一併出賣兒童的行為和目的的情況，不應將兒童計人拐賣的人數之中。
（四）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認定根據1991年“兩高”《解答》的規定，這是指拐賣婦女的犯罪分子在拐賣過程中，與被害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而不論行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脅迫手段，也不論被害婦女是否有無反抗行為，都應當按此項規定處罰。但如果不違背婦女意志的姦淫行為，則不在此列。比如婦女自願被他人拐賣，在拐賣過程中又自願地與拐賣人性交，任拐賣人姦淫，就姦淫而言，並不具有侵犯婦女人身權利之性質，不應適用本法第240條第1款“姦淫被拐賣的婦女”之規定。當然如果被拐賣的物件是不滿14週歲的幼女，行為人明知而與之性交的，即便幼女自願，也具有姦淫幼女犯罪的本質，應適用該項規定。總之，這裡的“姦淫被拐賣的婦女”，必須是在性質上已構成強姦罪或姦淫幼女罪的姦淫行為（但姦淫既遂與未遂在所不問）。
（五）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認定這裡實際上包括兩種情況：（1）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即指採用引誘、欺騙、強迫方法使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我們認為這種行為應限於拐賣過程中，如果行為人是先有引誘、強迫婦女賣淫的行為爾後又起意將婦女出賣的，或者拐賣婦女之後，又透過各種途徑對該被拐賣的婦女引誘、強迫而使其賣淫的，應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與引誘賣淫罪（當物件為不滿14週歲少女時，則為引誘幼女賣淫罪）或強迫賣淫罪對行為人實行數罪併罰。（2）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這一情節中，要求拐賣人明知收買人迫使該婦女賣淫。如果行為人確實不知收買人將婦女買去是迫使其賣淫，對行為人追究這一行為的刑事責任（表現為從重處罰）沒有合理根據，違背了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刑事責任原則。
（六）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認定這是指在拐賣過程中，行為人為制止被拐賣人或其親屬的反抗而實施捆綁、毆打行為，或者被拐賣人及其親屬因犯罪分子的拐賣行為、拐賣中的毆打、侮辱、虐待、強迫賣淫、姦淫等行為而在精神上遭受打擊，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情況，包括引起自殺在內。如果在拐賣過程中，行為人故意對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實施殺害或重傷，對行為人應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重傷）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實行數罪併罰，應當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拐賣婦女、兒童罪可以由綁架行為構成。那麼，對於行為人以出賣為目的綁架婦女、兒童的過程中，故意傷害或故意殺害被綁架的婦女、兒童的行為，在本法第239條中，故意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被明確規定為綁架罪的一個從重情節，故意重傷作為從重情節，根據“舉重明輕”邏輯，也內涵於法條之中，因此對行為人不必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與綁架罪實行數罪併罰。這就存在著矛盾之處，尚須有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七）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認定在有分工的共同犯罪中，不論行為人是實施拐賣婦女、兒童罪法定的客觀行為中之何種，只要其具有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目的，均與此情節符合，而不要求實際上已將婦女、兒童賣至境外，離開國境線。“境外”是指我國國境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以及迴歸之前的臺、港、澳地區，香港、澳門已經迴歸中國，因此不應包括在“境外”之中。
（八）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採用偷盜的方式使嬰兒脫離其監護人的監護，有時候公安部門打拐時解救被拐賣兒童，因為嬰兒沒有認知能力，沒有辦法找到嬰兒親生父母，給被拐賣者造成終生遺憾。

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對於取保候審的申請主體即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問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明文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後，應當在三日以內作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並說明不同意的理由。這是一項授權性規定，也是一項排他性規定，這一規定即將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授予給了已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他們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以及辯護人。“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從事某種行為的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養父母、監護人和負有保護責任的機關、團體的代表；“近親屬”則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賦予了辯護人在刑事案件的三個階段（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都可以以辯護人的名義提起取保候審的申請，並要求取保候審決定機關在三日內做出決定，如果不同意變更，應該告知申請人不同意的理由。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在人民法院二審期間，犯罪嫌疑人羈押期已經超過一審法院所判處的有期徒刑的，也適用取保候審。犯罪嫌疑人、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也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這一規定即意味著，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對已經採取的強制措施的決定進行變更或者撤銷的權力。我們認為，這是適應案件的不同進展情況而作出的變通規定。應當說，這一規定是比較合適的。取保候審撤銷或者變更的表述方式及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幾種：
1．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
2．取保候審期限屆滿的。
3．發現採取取保候審決定不當的。
4．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5．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案件不能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審結的。
6．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正在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7．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一審人民法院判處管制或者宣告緩刑以及單獨適用附加刑，判決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
8．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期間，被告人被羈押的時間已到第一審人民法院對其判處的刑期期限的；
9．已被逮捕的被告人，因進行司法鑑定而尚未審結的案件，法律規定的期限屆滿的。
10．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取保候審的被保證人或者說是保證物件，既然保證物件都不存在了，取保候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意義，當然也應當予以撤銷。
11．保證人死亡、重傷或者出現其他喪失保證能力情形的。保證人是取保候審的義務主體，保證人資格的存在以其具有保證能力為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或者喪失了保證能力，保證義務的履行就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取保候審也就隨之應當予以變更。
12．公安機關提請逮捕以後，檢察機關不批准逮捕，案件需要複議、複核的，或者移送起訴後，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需要複議、複核的。

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1]
情節嚴重的處罰：
（一）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參照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的規定，這裡所說的“情節特別嚴重”，是指本法第240條第1款所列的8項情形中特別嚴重的情節。在具體執行中，不應在這8項情形之外再擴大範圍。
（二）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的認定首要分子是指在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集團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需要指出，在一起案件中，首要分子既可能是一個，也可能是幾個。凡符合法定特徵的，都要認定為首要分子。根據本法第26條第3款的規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全部罪行處罰。
（三）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的認定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既可以是一次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也包括多次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行為人既可以是實施拐騙等6種行為之一而物件為3人以上，也可以是兩種以上行為而物件總計為3人以上，如拐騙1人，中轉過另外2人。但是，實踐中往往出現被拐賣的婦女自願隨帶自己不滿14週歲的子女的情況，對此應如何認定行為人拐賣的人數呢，跟隨被拐賣婦女的兒童能否計入總數：我們認為，關鍵要看行為人是否有將兒童一併出賣的目的，對此要考察行為人是否有以婦女所帶兒童作價，與他人討價還價的行為。對於沒有一併出賣兒童的行為和目的的情況，不應將兒童計人拐賣的人數之中。
（四）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認定根據1991年“兩高”《解答》的規定，這是指拐賣婦女的犯罪分子在拐賣過程中，與被害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而不論行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脅迫手段，也不論被害婦女是否有無反抗行為，都應當按此項規定處罰。但如果不違背婦女意志的姦淫行為，則不在此列。比如婦女自願被他人拐賣，在拐賣過程中又自願地與拐賣人性交，任拐賣人姦淫，就姦淫而言，並不具有侵犯婦女人身權利之性質，不應適用本法第240條第1款“姦淫被拐賣的婦女”之規定。當然如果被拐賣的物件是不滿14週歲的幼女，行為人明知而與之性交的，即便幼女自願，也具有姦淫幼女犯罪的本質，應適用該項規定。總之，這裡的“姦淫被拐賣的婦女”，必須是在性質上已構成強姦罪或姦淫幼女罪的姦淫行為（但姦淫既遂與未遂在所不問）。
（五）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認定這裡實際上包括兩種情況：（1）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即指採用引誘、欺騙、強迫方法使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我們認為這種行為應限於拐賣過程中，如果行為人是先有引誘、強迫婦女賣淫的行為爾後又起意將婦女出賣的，或者拐賣婦女之後，又透過各種途徑對該被拐賣的婦女引誘、強迫而使其賣淫的，應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與引誘賣淫罪（當物件為不滿14週歲少女時，則為引誘幼女賣淫罪）或強迫賣淫罪對行為人實行數罪併罰。（2）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這一情節中，要求拐賣人明知收買人迫使該婦女賣淫。如果行為人確實不知收買人將婦女買去是迫使其賣淫，對行為人追究這一行為的刑事責任（表現為從重處罰）沒有合理根據，違背了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刑事責任原則。
（六）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認定這是指在拐賣過程中，行為人為制止被拐賣人或其親屬的反抗而實施捆綁、毆打行為，或者被拐賣人及其親屬因犯罪分子的拐賣行為、拐賣中的毆打、侮辱、虐待、強迫賣淫、姦淫等行為而在精神上遭受打擊，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情況，包括引起自殺在內。如果在拐賣過程中，行為人故意對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實施殺害或重傷，對行為人應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重傷）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實行數罪併罰，應當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拐賣婦女、兒童罪可以由綁架行為構成。那麼，對於行為人以出賣為目的綁架婦女、兒童的過程中，故意傷害或故意殺害被綁架的婦女、兒童的行為，在本法第239條中，故意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被明確規定為綁架罪的一個從重情節，故意重傷作為從重情節，根據“舉重明輕”邏輯，也內涵於法條之中，因此對行為人不必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與綁架罪實行數罪併罰。這就存在著矛盾之處，尚須有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七）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認定在有分工的共同犯罪中，不論行為人是實施拐賣婦女、兒童罪法定的客觀行為中之何種，只要其具有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目的，均與此情節符合，而不要求實際上已將婦女、兒童賣至境外，離開國境線。“境外”是指我國國境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以及迴歸之前的臺、港、澳地區，香港、澳門已經迴歸中國，因此不應包括在“境外”之中。
（八）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採用偷盜的方式使嬰兒脫離其監護人的監護，有時候公安部門打拐時解救被拐賣兒童，因為嬰兒沒有認知能力，沒有辦法找到嬰兒親生父母，給被拐賣者造成終生遺憾。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式規定》第七十八條 ：對累犯，犯罪集團的主犯，以自傷、自殘辦法逃避偵查的犯罪嫌疑人，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其他嚴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審，但犯罪嫌疑人具有本規定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規定情形的除外【（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繼續偵查的。】。
根據《高檢規則》第三十八條 人民檢察院對於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質惡劣、情節嚴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審。

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1]
情節嚴重的處罰：
（一）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參照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的規定，這裡所說的“情節特別嚴重”，是指本法第240條第1款所列的8項情形中特別嚴重的情節。在具體執行中，不應在這8項情形之外再擴大範圍。
（二）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的認定首要分子是指在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集團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需要指出，在一起案件中，首要分子既可能是一個，也可能是幾個。凡符合法定特徵的，都要認定為首要分子。根據本法第26條第3款的規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全部罪行處罰。
（三）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的認定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既可以是一次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也包括多次拐賣婦女、兒童3人以上；行為人既可以是實施拐騙等6種行為之一而物件為3人以上，也可以是兩種以上行為而物件總計為3人以上，如拐騙1人，中轉過另外2人。但是，實踐中往往出現被拐賣的婦女自願隨帶自己不滿14週歲的子女的情況，對此應如何認定行為人拐賣的人數呢，跟隨被拐賣婦女的兒童能否計入總數：我們認為，關鍵要看行為人是否有將兒童一併出賣的目的，對此要考察行為人是否有以婦女所帶兒童作價，與他人討價還價的行為。對於沒有一併出賣兒童的行為和目的的情況，不應將兒童計人拐賣的人數之中。
（四）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認定根據1991年“兩高”《解答》的規定，這是指拐賣婦女的犯罪分子在拐賣過程中，與被害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而不論行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脅迫手段，也不論被害婦女是否有無反抗行為，都應當按此項規定處罰。但如果不違背婦女意志的姦淫行為，則不在此列。比如婦女自願被他人拐賣，在拐賣過程中又自願地與拐賣人性交，任拐賣人姦淫，就姦淫而言，並不具有侵犯婦女人身權利之性質，不應適用本法第240條第1款“姦淫被拐賣的婦女”之規定。當然如果被拐賣的物件是不滿14週歲的幼女，行為人明知而與之性交的，即便幼女自願，也具有姦淫幼女犯罪的本質，應適用該項規定。總之，這裡的“姦淫被拐賣的婦女”，必須是在性質上已構成強姦罪或姦淫幼女罪的姦淫行為（但姦淫既遂與未遂在所不問）。
（五）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認定這裡實際上包括兩種情況：（1）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即指採用引誘、欺騙、強迫方法使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我們認為這種行為應限於拐賣過程中，如果行為人是先有引誘、強迫婦女賣淫的行為爾後又起意將婦女出賣的，或者拐賣婦女之後，又透過各種途徑對該被拐賣的婦女引誘、強迫而使其賣淫的，應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與引誘賣淫罪（當物件為不滿14週歲少女時，則為引誘幼女賣淫罪）或強迫賣淫罪對行為人實行數罪併罰。（2）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這一情節中，要求拐賣人明知收買人迫使該婦女賣淫。如果行為人確實不知收買人將婦女買去是迫使其賣淫，對行為人追究這一行為的刑事責任（表現為從重處罰）沒有合理根據，違背了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刑事責任原則。
（六）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認定這是指在拐賣過程中，行為人為制止被拐賣人或其親屬的反抗而實施捆綁、毆打行為，或者被拐賣人及其親屬因犯罪分子的拐賣行為、拐賣中的毆打、侮辱、虐待、強迫賣淫、姦淫等行為而在精神上遭受打擊，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情況，包括引起自殺在內。如果在拐賣過程中，行為人故意對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實施殺害或重傷，對行為人應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重傷）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實行數罪併罰，應當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拐賣婦女、兒童罪可以由綁架行為構成。那麼，對於行為人以出賣為目的綁架婦女、兒童的過程中，故意傷害或故意殺害被綁架的婦女、兒童的行為，在本法第239條中，故意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被明確規定為綁架罪的一個從重情節，故意重傷作為從重情節，根據“舉重明輕”邏輯，也內涵於法條之中，因此對行為人不必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與綁架罪實行數罪併罰。這就存在著矛盾之處，尚須有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七）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認定在有分工的共同犯罪中，不論行為人是實施拐賣婦女、兒童罪法定的客觀行為中之何種，只要其具有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目的，均與此情節符合，而不要求實際上已將婦女、兒童賣至境外，離開國境線。“境外”是指我國國境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以及迴歸之前的臺、港、澳地區，香港、澳門已經迴歸中國，因此不應包括在“境外”之中。
（八）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採用偷盜的方式使嬰兒脫離其監護人的監護，有時候公安部門打拐時解救被拐賣兒童，因為嬰兒沒有認知能力，沒有辦法找到嬰兒親生父母，給被拐賣者造成終生遺憾。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五十二條 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取保候審。

第六十六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第六十七條 保證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與本案無牽連；
（二）有能力履行保證義務；
（三）享有政治權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處和收入。
第六十八條 保證人應當履行以下義務：
（一）監督被保證人遵守本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
（二）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
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九條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四）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款規定，已交納保證金的，沒收保證金，並且區別情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結悔過，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或者監視居住、予以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未違反前款規定的，取保候審結束的時候，應當退還保證金。[3]
這是司法機關辦理取保候審的最主要法律依據。上述第一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某種刑罰，就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所認定的對其可能判處的刑罰，絕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所觸犯的刑法條文某一條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該條文規定的某種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第二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已經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儘管可以認定其所犯罪行比較嚴重，且根據其對應的刑法條款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是，如果對其適用取保候審也不會發生社會危險性。

借介紹婚姻而索取財物，是指行為人借為男女雙方做婚姻介紹人的機會，向其中一方或雙方索取財物的行為。借介紹收養而索取財物，是指行為人借為他人介紹收養的機會，向收養一方索取財物的行為。又分拐賣婦女、兒童罪與上述兩種行為，應當把握以下幾點：1、是否具有欺騙和違背婦女意志的情形。被拐賣婦女除個別情況是出於婦女自願以外，大多數是被欺騙和違背其意志的；而介紹婚姻索取財物的行為，其婚姻是建立在女方自願的基礎上，並不違背其意志，不具有欺騙性。介紹收養兒童，須是出於雙方自願，特別是送養方必須是出於自願、收養關係成立，介紹人只是起牽線搭橋作用。
2、收取財物的性質不同。拐賣婦女、兒童收取財物具有交易的性質，行為人獲取的財物是婦女、兒童的身價，且數額較高；而介紹婚姻、介紹收養的，收取的財物具有酬謝的性質，不是將婦女、兒童作為買賣的物件，行為人是在婚姻、收養關係自願成立的基礎上索取酬金，數目相對較低。
3、主觀目的不同。行為人拐賣婦女、兒童主觀上是以出賣為目的；而介紹婚姻、介紹收養兒童索取財物是以獲取財物作為適當的酬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