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贓罪

根據司法解釋，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二）沒有正當理由，透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三）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
    （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於市場的“手續費”的；
    （五）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鉅額現金散存於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
    （六）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係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
    （七）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被告人將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誤認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的上游犯罪範圍內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響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的“明知”的認定。

本罪的物件必須是他人違法犯罪所取得的物品。首先，必須是由他人取得的物，自己犯罪取得的財物，不能成為本罪的物件。因為藏匿自已盜竊得來的物品，這只是一種不可罰的事後行為
它已被自己所犯的盜竊罪所吸收，不必另外定一個獨立的窩藏贓物罪了。其次，這種物品只要是由他人違法犯罪行為得來的就足夠了，不一定非要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或非要受到刑事處罰不可。例如，未滿 l4 週歲的少年或精神病人盜竊得來的物品仍然是贓物，儘管這種行為人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或欠缺刑事責任能力而不構成犯罪。此外，中國人在本國因犯罪而免於刑事處罰的或外國人在外國對我國公民犯罪而沒有適用刑罰的，由於這些犯罪而得到的物品仍舊是贓物。  

銷贓罪是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代為銷售的行為代為銷售既包括代犯罪分子將贓物賣給他人也包括向犯罪分子買進贓物再賣出以及買贓自用情節嚴重的行為。   
與犯罪分子事先通謀事後對贓物進行銷售或者收買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第三百一十二條 【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本罪是故意犯罪“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是構成本罪的主觀要件“犯罪所得的贓物”是指透過盜竊、搶劫、詐騙、貪汙等犯罪獲取的公私財物包括金錢、物品等“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贓物是構成本罪的客觀方面要件這四種行為只要有其中之一的就構成本罪“窩藏”是指將贓物隱藏起來不讓他人發現或替犯罪人儲存贓物使司法機關不能獲取“轉移”是指將贓物轉移到他處以使偵查機關不能查獲“收購”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收買贓物個人為自己使用而買贓的不構成本罪“代為銷售”是指代替犯罪人將贓物賣出的行為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實踐中需注意以下三點：1、犯罪團伙、集團在犯罪中進行分工負責窩贓、銷贓的應以該犯罪的共犯論處而不應以本罪處罰如盜竊汽車集團中有的人專門竊車、有的人專門銷車對他們都應以盜竊罪處罰2、犯罪行為人本人窩藏、轉移、銷售贓物的只按其所犯罪行處罰而不再以本條規定進行數罪併罰之所以這樣處理是把犯罪和窩贓或銷贓看做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對窩贓、銷贓行為不再另處處理只有為別人窩贓、銷贓的才構成本罪3、行為人與盜竊、詐騙、搶劫、搶奪、貪汙、敲詐勒索等其他犯罪分子事前通謀事後對犯罪分子所得贓物予以窩藏、代為銷售或者收買的應按犯罪共犯追究刑事責任事前未通謀事後明知是犯罪贓物而予以窩藏、代為銷售或者收買的應按本條追究刑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了盜竊罪贓物數額的計算方法，該條第七項規定:銷贓數額高於按本解釋計算的盜竊數額的，盜竊數額按銷贓數額計算。在處理盜竊案件過程中，對於既有價格鑑定結論，又有銷贓數額的情況下，依據該司法解釋，司法機關通常會選擇較高數額作為定案依據。但是，對於只有銷贓數額，而贓物已經滅失，又無相關票據予以印證，從而無法對贓物進行估價的情況下，司法機關通常會以事實不清，無法認定盜竊數額為由，對案件作無罪處理。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值得商榷。
 
    作為銷贓數額，其與贓物的估價數額相比，只能具有三種可能:一是銷贓數額高於估價數額，二是銷贓數額等於估價數額，三是銷贓數額低於估價數額。無論哪一種情況，筆者認為都可以將銷贓數額作為盜竊罪的定案依據:首先，當銷贓數額高於估價數額時，根據上述司法解釋，理所當然地應以銷贓數額作為定案的依據，而不是以估價數額作為定案的依據。其次，當銷贓數額等於估價數額時，銷贓數額正好就是被害人的損失數額，將銷贓數額作為定案依據符合公平原則。最後，當銷贓數額低於估價數額時，根據上述司法解釋，應該以估價數額作為定案依據，但是，由於贓物已經滅失，又無相關票據能夠作為估價依據，因此，贓物的實際價值已經無法查清，估價數額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作為盜竊罪的定案依據。但是這種情況下決不意味著就可以對行為人放任不管，相反，既然銷贓數額低於估價數額，說明所盜贓物價值至少應該達到銷贓數額。根據疑罪從輕的原則，當罪重、罪輕存在疑問時，應該按照有利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則處理，因此，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選擇一個較低數額即銷贓數額作為定案的依據。
 
    在刑法的解釋方法中，有一種叫“當然解釋”的解釋方法，所謂當然解釋是指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範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範圍之內的一種解釋方法。我們從邏輯上分析了銷贓數額與估價數額所能具有的三種情形，又從法規的角度分析了銷贓數額作為定罪量刑的理論依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該司法解釋的規定，從當然解釋的角度得出結論:若贓物無法估價，可以將銷贓數額作為盜竊罪的定案依據。 (周清水　張金環)

買贓自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為情節嚴重可以追究刑事責任：  
    (一)一次買受贓物數額特別巨大的;  
    (二)多次買贓累計數額巨大的;  
    (三)曾因盜竊、銷贓、窩贓等財產型犯罪被判處過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四)曾因盜竊、銷贓、窩贓被勞動教養解教後三年內或者受三次以上其他治安處罰後一年內又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五)明知是未成年人犯罪取得的贓物而向其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根據最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7]11號）第一條規定，只要行為人明知是盜竊、搶奪、詐騙、搶奪的機動車，買賣、介紹買賣、典當、拍賣、抵押或者用其抵押的，其行為涉及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的機動車五輛以上或者價值總額達到五十萬元以上的，即屬於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情節嚴重”情形，就要判處行為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認定銷贓罪的“明知”不能僅憑銷贓人的口供應當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具體分析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明知是犯罪所得”：   
    (一)銷售工業原材料、半成品或生產裝置的;  
    (二)低價成交市場緊俏商品或來路不明的貴重耐用消費品的;  
    (三)一次性大量成交國家指定專門機構經銷的限制流通物品的；

無論銷贓數額多少，對盜竊數額的認定均應以法定估價機構出具的估價數額為準，但當銷贓額明顯高於估價額時，應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
    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七項規定:“銷贓數額高於按本解釋計算的盜竊數額的，盜竊數額按銷贓數額計算。”筆者認為，該解釋的出臺對於打擊“盜、銷”一條龍作案猖獗、控制盜竊案件的多發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上述規定的合理性值得質疑。
 
    首先，該規定不符合對某一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客觀評價標準。我們知道，評價某一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以及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應根據行為人實施行為時是否實施了某一刑法構成要件的行為來分析判定，而不能以事後處理結果反過來評判先前行為的性質。就盜竊案而言，某一被盜物在作案當時當地的市場價值應該是確定的。對於失主來說，這就是他的經濟損失，即行為人因此給失主造成的現實危害。至於行為人又將盜竊而來的贓物再行非法處置，銷贓給他人，僅是一種盜竊既遂的事後處理行為，完全是另一層面的問題，而與盜竊行為本身並無本質必然的因果關係。若行為人將盜竊而來的贓物基於某種原因沒有當時銷贓，而是等到次年銷贓，如果此時的銷贓額因物價上漲高於估價額的話，那麼，盜竊額還能按銷贓額來認定嗎?顯然，答案是否定的。筆者認為，在銷贓額高於估價額的情況下，盜竊額按銷贓額認定，一方面不能準確反映被盜物本身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也反映不出行為人行為當時的社會危害程度。依照上述解釋，不同的行為人盜竊同一價值的物，完全可能會因銷贓數額高低之不同，產生截然不同的評判結果。
 
    其次，該規定有悖於公正與效率的執法理念。在銷贓額高於估價額的情況下，如何認定銷贓數額也是一個問題。在多人作案的情況下，有幾名同案人的供認以相互印證銷贓額或許會好一些。但若是單人作案，本人也如實供述了銷贓的事實，且銷贓額確也超過了估價額的，則必須找到收贓人進一步查證，如查證屬實的，方能以銷贓額定罪。反之，查實不了的，如收贓人下落不明或外逃等情況，因無其他相關證據印證銷贓額的多少，則不能定罪。所以，本來是一個簡單明瞭的案件，因為在事後銷贓額的查證上費了很大功夫，卻又經常無功而返，不可不說是司法資源的浪費。
 
    再次，該規定不利於執法的統一，有損於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司法人員所應遵循的一個基本辦案原則。而作為被執行的法律應該是明確且易操作的。但由於每個盜竊物品的案件有其自身的特點，即使是兩個盜竊種類和數量均相類似的案件，也會因行為人智力、閱歷、社會經驗等個體因素的差異而導致銷贓數額的不一，但這與評價行為人盜竊行為本身無關，更不應作為認定行為人是否構罪的決定性因素，而其僅僅是法官量刑時所考慮的一個酌定情節。因此，在銷贓額高於估價額的情況下，如果盜竊額一律按銷贓額來認定，由於銷贓數額本身的不確定性，勢必會導致估價額相同、處理結果卻完全不同的怪異現象，從而導致執法的不一，損害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由此可見，“銷贓額高於估價額，盜竊額按銷贓額認定”的規定不盡合理。筆者建議，無論銷贓數額多少，對盜竊數額的認定均應以法定估價機構出具的估價數額為準，但當銷贓額明顯高於估價額時，應作為法官量刑時的一個酌定情節，這既符合對某一行為的客觀評判標準，也有利於懲治當前銷贓猖獗的行為。（陳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