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立案標準各地一樣嗎？律師講清認定尺度

合同詐騙罪立案標準各地一樣嗎？律師講清認定尺度

兩個案件。一個在浙江，當事人稱被人以虛構工程專案的名義騙走八萬塊，公安審查後認為屬於民事合同違約，沒刑事立案。另一個在西部某省，差不多的案情，涉案六萬，證據鏈條完整，公安按合同詐騙立了案。

家屬特別不解：都是合同糾紛引發的，為什麼有的地方按刑事立案，有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各地立案標準不一樣？

其實這裡面有個很常見的認知誤區：立案追訴的入門門檻全國是統一的，但量刑檔次標準、執法尺度的把握，確實存在地區差異。

一、立案門檻全國統一，但量刑標準各地有差別

合同詐騙罪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很多人以為它的數額標準和普通詐騙一樣各省自己定，其實不是。

首先說立案追訴標準，這是入罪的最低門檻，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明確規定：合同詐騙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這個標準是全國統一的，不存在有的地方一萬、有的地方八千的情況，只要定性為合同詐騙、金額滿兩萬，理論上都達到了立案門檻。

那差異到底在哪？在量刑檔次上，也就是“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認定標準。

2011年“兩高”出臺的詐騙司法解釋，針對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普通詐騙罪，明確了三千到一萬為數額較大、三萬到十萬為數額巨大、五十萬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同時授權各省結合本地經濟水平在幅度內確定具體標準。而合同詐騙罪至今沒有全國統一的量刑數額司法解釋，實務中多數省份在量刑數額檔次上參照普通詐騙罪的標準邏輯，結合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制定本地的量刑檔次標準；也有部分省份出臺了專門規定，並不完全照搬普通詐騙。

簡單說：能不能立案，全國看同一個門檻 —— 二萬元；判三年以上還是十年以上，各地的數額線可能不一樣。經濟發達地區數額巨大、特別巨大的標準更高，欠發達地區相對低一些，這是法律框架內的正常差異。

剛才說的浙江那個八萬沒立案的案子，根本不是金額不夠 —— 八萬早就遠超二萬元的立案線了，核心原因是辦案機關認為案件屬於正常的商業風險、民事違約，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很多家屬容易把“沒立案”等同於“金額不夠”，其實大多時候問題出在定性和證據上。

二、除了數額，定性和證據才是立案的關鍵

很多人總覺得“錢數夠了就該立案”，其實遠不是這麼回事。合同詐騙罪能不能立案，數額只是基礎門檻，更核心的是能不能認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財物”。

這裡張智勇律師還要澄清一點：普通詐騙罪裡那些從嚴情節，比如詐騙弱勢群體、公益款物之類，不能直接套到合同詐騙罪上。合同詐騙屬於擾亂市場秩序類犯罪，情節考量更多圍繞合同履約能力、資金用途、市場風險這些因素，和普通侵犯財產類的詐騙評價邏輯不一樣。

反過來，哪怕金額夠了二萬元，如果證據不足、事實不清，或者本質上就是普通的民事違約、經營風險，公安機關也不會立案。刑事立案的核心標準是“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不是只要有損失、有口頭承諾沒兌現，就都能算詐騙。

所以家屬問“我們這邊多少錢能立案”，我一般先不說數字，先問案情本身。數字是死的，定性才是活的，也是最容易產生分歧的地方。

三、為什麼看似同樣的案子，有的立有的不立

很多家屬糾結“同案不同立”，覺得不公平。其實拋開個案證據差異，背後通常是這幾個原因：

第一，涉案金額的認定口徑不同。同樣一筆錢，有的按合同總金額算，有的按被害人實際損失算，有的扣除了已歸還部分。演算法不一樣，認定下來的涉案金額就不同，能不能踩到二萬元的門檻、能不能上更高的量刑檔次，結果自然不一樣。

第二，民刑邊界的執法把握不同。有的地區商業活躍，合同糾紛多，辦案機關對刑事介入民事糾紛的尺度卡得嚴，只要有真實交易、有履約行為，就傾向於走民事途徑。有的地區對這類犯罪打擊力度大，證據基本到位就傾向於立案。這不是法律標準不統一，是執法裁量權範圍內的正常差異。

第三，證據完備程度不同。有些案子被害人只拿著一張欠條就來報案，聊天記錄丟了、履約過程說不清、對方身份都核實不了，證據鏈缺環太多，公安就算想立也沒法往下查。而有些案子虛假合同、轉賬記錄、溝通記錄一應俱全，定性清晰，立案自然順暢。

第四，罪名適用本身有爭議。有些案子到底是合同詐騙、普通詐騙，還是民事欺詐、無權代理，本身就處於邊界地帶。不同辦案人員對“非法佔有目的”的判斷尺度不完全一致，就會出現處理結果的差異。

四、家屬遇到這類事，別隻盯著金額

遇到疑似合同詐騙的情況，家屬不要上來就只問“當地立案標準是多少”。二萬元的立案追訴門檻全國統一，糾結數字意義不大，更該做的是這幾件事：

首先，完整固定證據。合同、付款憑證、聊天記錄、通話錄音、對方身份材料、履約過程中的往來檔案，全部整理儲存好。證據越完整，越方便辦案機關判斷案件性質，也越能避免被當成民事糾紛推掉。

其次，算清楚實際損失。哪些是合同項下的款項，哪些是其他往來款，哪些已經歸還，自己先捋明白。金額算得越清晰，和律師、辦案人員溝通效率就越高。

第三，別輕易下結論說“金額不夠立不了案”。沒立案大機率不是金額的問題，是定性或證據的問題。如果有證據證明對方虛構身份、虛構專案、收錢後轉移揮霍失聯，哪怕金額剛過二萬元，也完全符合立案條件。

第四，如果公安機關不予立案，也有救濟途徑。可以依法向公安機關申請複議、複核，也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立案監督。這些都是法律賦予的程式性權利，不要輕易放棄。

五、立案標準的地區差異，對辯護有什麼影響

站在辯護的角度，這種地區差異同樣重要，直接影響辯護策略的選擇。

如果案件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當地“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更高，涉案金額剛好卡在檔次臨界點附近，辯護人可以重點梳理金額認定問題，比如扣除已歸還部分、剔除正常交易部分、排除重複計算，爭取把金額降到更低的量刑檔次。

如果案件發生在標準較低的地區，單純打金額的空間就小了，就要更多從定性角度切入：到底是民事違約還是刑事詐騙？有沒有非法佔有目的？有沒有虛構核心事實？證據鏈是否完整？

不同的司法環境，對應不同的辯護思路。這也是為什麼同類案件在不同地方，辯護的側重點往往不一樣。

合同詐騙罪的立案標準，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

複雜在執法尺度和定性判斷總有差異，簡單在核心規則從來沒變：能不能入罪，本質上就看三件事 —— 有沒有在簽訂履行合同中虛構核心事實，有沒有非法佔有的目的，涉案金額有沒有達到法定門檻。

家屬與其糾結“為什麼別的地方立了我們這沒立”，不如把精力花在整理證據、梳理事實上面。標準是人執行的，但證據和事實，才是決定案件走向的根本。

【作者簡介】

張智勇，全國優秀律師，智豪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首席合夥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分管刑事辯護）。執業29年，2009年帶領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剝離民商事業務，完成全員刑事專業化轉型。代理貴州省原副省長王曉光案（國家監委成立後001號案），雲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協原副主席黃毅案，貴州省原副省長李再勇案，貴州省原政協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級職務案，廳級數十件，各類受賄、行賄案上百件；並辯護代理了重慶不雅影片趙紅霞案、四川交警開房丟槍案、雲南魯逸榮L置27個月案等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親辦重大疑難職務、詐騙及經濟類刑案500餘件，多人獲無罪釋放；帶領團隊辦理刑案近萬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學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員及多所高校法律碩士兼職導師，律所實行全部刑案集體討論。著有《職務犯罪組合拳辯護的實踐與運用》《75項留置核心法律問題全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