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佚名 刑事備忘錄 公訴機關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李某，男，漢族，出生地北京市，大學文化，住北京市通州區。因涉嫌犯 挪用公款 罪於2017年4月7日經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決定被留置，於同年5月5日經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決定…
來源：佚名 刑事備忘錄
公訴機關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李某，男，漢族，出生地北京市，大學文化，住北京市通州區。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於2017年4月7日經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決定被留置，於同年5月5日經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決定被逮捕。現羈押於北京市通州區看守所。
指定辯護人郝**，北京**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以京通檢職檢刑訴（2017）2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李某犯挪用公款罪，於2017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於當日立案後，依法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式，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田長江、萬進良出庭支援公訴，被告人李某及辯護人郝**，證人周某1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控：2016年1月和12月，被告人李某利用擔任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出納的職務便利，先後5次將某鎮人民政府北京農商銀行賬戶（賬號×××）內的人民幣761萬元轉入個人賬戶用於股票交易活動。2016年12月26日、29日，被告人李某將挪用的錢款全部歸還至原賬戶；2017年1月，被告人李某主動向單位領導交代了上述事實。
公訴機關提供了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書證等證據材料，申請證人周某1出庭作證，認為被告人李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用於營利活動，情節嚴重，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構成挪用公款罪，同時認為被告人李某具有自首等情節，提請本院依法懲處。
被告人李某在開庭審理過程中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表示認罪、悔罪。
辯護人郝**的辯護意見為：被告人李某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後主動及時歸還所挪用的款項，在罪行尚未被辦案機關掌握的情況下主動向單位領導交代了犯罪事實，此後一直配合辦案機關調查，具有自首情節和悔罪表現，且系初犯，故建議法院對其減輕處罰並適用緩刑。
經審理查明：2016年1月5日至26日，被告人李某利用擔任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出納的職務便利，先後4次將某鎮人民政府北京農商銀行賬戶（尾號×）內公款人民幣561萬元轉入其個人賬戶用於股票交易活動；2016年12月12日，被告人李某又挪用公款人民幣200萬元用於股票交易活動；被告人李某於2016年12月26日、29日將所挪用款項全部歸還至原賬戶，並於2017年1月主動向單位領導交代了上述事實，此後一直配合辦案機關調查，如實供述所犯罪行。
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予以證實：
1、北京市公安局中倉派出所出具的戶籍資訊證明：李某的出生日期、戶籍所在地及其此前無犯罪記錄等情況。
2、中共北京市通州區某鎮委員會組織部出具的事業單位管理崗位人員聘任備案名冊幹部任免審批表、幹部情況登記表、幹部履歷表、情況說明和北京市通州區某鎮人民政府提供的統一社會信用程式碼證書證明：李某是某鎮人民政府事業編制科員，自2011年年底開始在鎮財政所任出納員，尾號×的某鎮人民政府賬戶由李某負責管理。
3、北京市通州區某鎮人民政府出具的銀行存款餘額調節表證明：某鎮政府尾號為×的賬戶在2016年2月29日前有1筆230萬元、1筆131萬元、兩筆100萬元的資金流向未明確，在2016年12月12日有1筆200萬元的資金流向未明確。
4、北京農商銀行客戶回單、銀行單據、賬戶資訊證明：某鎮人民政府尾號為×的賬戶於2016年1月5日、12日、15日、26日分別轉出230萬元、131萬元、100萬元、100萬元，於2016年12月12日轉出200萬元，交易名稱均為通用發放，其中2016年1月的4筆轉賬附言為安置費，12月12日轉賬附言為徵地轉非；上述5筆款項均轉入李某尾號為×1的賬戶，後又轉入李某尾號為×4的賬戶。
5、北京農商銀行儲蓄對賬單證明：李某尾號為×2的銀行卡（對應一本通賬號尾號×3）於2016年1月、12月轉入5筆款項後又轉出的情況（與李某尾號×1的北京農商行賬戶一致）。
6、中國農業銀行出具的銀行卡交易明細清單證明：李某尾號為×4的銀行卡於2016年1月、12月收到李某尾號為×2的銀行卡轉款後銀證轉賬入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客戶）賬戶的情況。
7、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出具的客戶銀證轉賬賬戶、客戶資金賬號、客戶資金流水證明：李某在該公司的資金賬號為×5，關聯賬戶尾號為×4（即李某農行卡號）；2016年1月、12月，該賬戶轉入多筆大額款項。
8、北京農商銀行現金繳款單和北京市通州區某鎮人民政府出具的情況說明證明：某鎮人民政府尾號為×的賬戶於2016年12月26日、29日均有現金存入形式的還款，共計761萬元；上述款項系李某所歸還。
9、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出具的發案到案經過、工作紀實、留置決定書、關於給予李某開除處分的決定和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出具的逮捕證證明：2017年1月，李某主動向單位交代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同年4月7日，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對其採取留置措施，同年4月19日，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給予其開除處分，同年5月5日，經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對其執行逮捕；李某到案後積極配合調查、認罪悔罪。
10、證人張某（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出納）的證言證明：2016年9月下旬，其開始接替李某擔任出納，在11月30日到12月15日期間休病假，賬戶交給李某管理；其休假回來後發現尾號為×的賬戶有1筆200萬元轉入李某賬戶，便向趙某所長進行了彙報，經詢問李某，李某說錢款被他挪用，後於聖誕節後的週一給其1張200萬元的現金繳款單，說挪用的200萬元已經歸還，又說他還挪用了單位幾筆錢；李某於2016年12月29日上午去銀行把挪用的錢全部歸還，把還錢的現金繳款單給其並與其對了賬，說明了挪用錢款的明細；其記得李某除了那筆200萬元，還挪用了4筆錢，其中1筆230萬元、1筆131萬元、兩筆100萬元。
11、證人周某2（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會計）的證言證明：某鎮人民政府銀行存款餘額調節表由出納製作，正常情況下每月製作1次，出納在月初將調節表交給會計對賬；2016年12月25日，其和出納張某對賬並將有關未達賬項支出列成表交給趙某。
12、證人趙某（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負責人）的證言證明：2016年12月中下旬的一天，張某說在她休假期間，李某代管賬戶，動了鎮政府賬戶的錢，李某承諾先把錢還上再跟領導說；過了幾天，李某主動向其承認動了政府的錢用於炒股，並表示把房賣了還錢，後來李某在2016年12月26日、29日把從單位挪用的總共700多萬元全部歸還；2017年1月4日，其帶著李某找鎮黨委副書記周某1彙報了情況，聽說李某在跟周書記彙報後又去找了鎮紀委書記李某1；李某是從他負責管理的農商行尾號為×的鎮政府財政賬戶上挪的錢，裡面的錢都是政府公款。
13、證人周某1（北京市通州區某鎮黨委副書記）的證言證明：2017年1月，李某主動向其反映他挪用公款761萬元用於炒股並已歸還的情況，態度誠懇，對後續處理很配合。
14、證人李某1（北京市通州區某鎮紀委書記）的證言證明：李某主動向其反映他挪用公款700餘萬元用於炒股並已歸還的情況，後該案移交區紀委。
15、證人李某2的證言證明：2016年12月23日，其兒子李某向其說明了他挪用單位資金炒股及炒股虧損的情況，希望父母幫助籌措資金歸還，其表示單位的錢一分都不能欠，後將多方籌措的資金打到李某尾號為×1的農商行賬戶用於還款。
16、被告人李某的供述證明：其挪用公款用於炒股的具體經過及其主動歸還所挪用的全部款項並向單位領導如實交代的情況。
上述證據經當庭質證，被告人李某及其辯護人均無異議，且來源合法、客觀、真實，並能夠相互印證，證明本案的相關事實，故本院對上述證據均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告人李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本應恪盡職守、廉潔奉公，但其卻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人民幣761萬元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嚴重侵犯了公共財產的使用收益權和職務的廉潔性，其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且情節嚴重，依法應予懲處。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挪用公款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在案發前主動歸還所挪用款項並向單位領導主動交代犯罪事實，配合辦案機關調查，有自首情節，在庭審中亦有真誠的悔罪表現，且無犯罪記錄，依法可以減輕處罰並適用緩刑。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查屬實且於法有據，本院予以採納。綜上，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被告人李某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以及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一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汙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李某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透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審判長朱長軍
審判員蔣為傑
人民陪審員李淑玲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書記員王崢
公訴機關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李某，男，漢族，出生地北京市，大學文化，住北京市通州區。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於2017年4月7日經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決定被留置，於同年5月5日經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決定被逮捕。現羈押於北京市通州區看守所。
指定辯護人郝**，北京**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以京通檢職檢刑訴（2017）2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李某犯挪用公款罪，於2017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於當日立案後，依法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式，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田長江、萬進良出庭支援公訴，被告人李某及辯護人郝**，證人周某1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控：2016年1月和12月，被告人李某利用擔任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出納的職務便利，先後5次將某鎮人民政府北京農商銀行賬戶（賬號×××）內的人民幣761萬元轉入個人賬戶用於股票交易活動。2016年12月26日、29日，被告人李某將挪用的錢款全部歸還至原賬戶；2017年1月，被告人李某主動向單位領導交代了上述事實。
公訴機關提供了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書證等證據材料，申請證人周某1出庭作證，認為被告人李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用於營利活動，情節嚴重，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構成挪用公款罪，同時認為被告人李某具有自首等情節，提請本院依法懲處。
被告人李某在開庭審理過程中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表示認罪、悔罪。
辯護人郝**的辯護意見為：被告人李某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後主動及時歸還所挪用的款項，在罪行尚未被辦案機關掌握的情況下主動向單位領導交代了犯罪事實，此後一直配合辦案機關調查，具有自首情節和悔罪表現，且系初犯，故建議法院對其減輕處罰並適用緩刑。
經審理查明：2016年1月5日至26日，被告人李某利用擔任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出納的職務便利，先後4次將某鎮人民政府北京農商銀行賬戶（尾號×）內公款人民幣561萬元轉入其個人賬戶用於股票交易活動；2016年12月12日，被告人李某又挪用公款人民幣200萬元用於股票交易活動；被告人李某於2016年12月26日、29日將所挪用款項全部歸還至原賬戶，並於2017年1月主動向單位領導交代了上述事實，此後一直配合辦案機關調查，如實供述所犯罪行。
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予以證實：
1、北京市公安局中倉派出所出具的戶籍資訊證明：李某的出生日期、戶籍所在地及其此前無犯罪記錄等情況。
2、中共北京市通州區某鎮委員會組織部出具的事業單位管理崗位人員聘任備案名冊幹部任免審批表、幹部情況登記表、幹部履歷表、情況說明和北京市通州區某鎮人民政府提供的統一社會信用程式碼證書證明：李某是某鎮人民政府事業編制科員，自2011年年底開始在鎮財政所任出納員，尾號×的某鎮人民政府賬戶由李某負責管理。
3、北京市通州區某鎮人民政府出具的銀行存款餘額調節表證明：某鎮政府尾號為×的賬戶在2016年2月29日前有1筆230萬元、1筆131萬元、兩筆100萬元的資金流向未明確，在2016年12月12日有1筆200萬元的資金流向未明確。
4、北京農商銀行客戶回單、銀行單據、賬戶資訊證明：某鎮人民政府尾號為×的賬戶於2016年1月5日、12日、15日、26日分別轉出230萬元、131萬元、100萬元、100萬元，於2016年12月12日轉出200萬元，交易名稱均為通用發放，其中2016年1月的4筆轉賬附言為安置費，12月12日轉賬附言為徵地轉非；上述5筆款項均轉入李某尾號為×1的賬戶，後又轉入李某尾號為×4的賬戶。
5、北京農商銀行儲蓄對賬單證明：李某尾號為×2的銀行卡（對應一本通賬號尾號×3）於2016年1月、12月轉入5筆款項後又轉出的情況（與李某尾號×1的北京農商行賬戶一致）。
6、中國農業銀行出具的銀行卡交易明細清單證明：李某尾號為×4的銀行卡於2016年1月、12月收到李某尾號為×2的銀行卡轉款後銀證轉賬入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客戶）賬戶的情況。
7、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出具的客戶銀證轉賬賬戶、客戶資金賬號、客戶資金流水證明：李某在該公司的資金賬號為×5，關聯賬戶尾號為×4（即李某農行卡號）；2016年1月、12月，該賬戶轉入多筆大額款項。
8、北京農商銀行現金繳款單和北京市通州區某鎮人民政府出具的情況說明證明：某鎮人民政府尾號為×的賬戶於2016年12月26日、29日均有現金存入形式的還款，共計761萬元；上述款項系李某所歸還。
9、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出具的發案到案經過、工作紀實、留置決定書、關於給予李某開除處分的決定和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出具的逮捕證證明：2017年1月，李某主動向單位交代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同年4月7日，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對其採取留置措施，同年4月19日，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給予其開除處分，同年5月5日，經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對其執行逮捕；李某到案後積極配合調查、認罪悔罪。
10、證人張某（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出納）的證言證明：2016年9月下旬，其開始接替李某擔任出納，在11月30日到12月15日期間休病假，賬戶交給李某管理；其休假回來後發現尾號為×的賬戶有1筆200萬元轉入李某賬戶，便向趙某所長進行了彙報，經詢問李某，李某說錢款被他挪用，後於聖誕節後的週一給其1張200萬元的現金繳款單，說挪用的200萬元已經歸還，又說他還挪用了單位幾筆錢；李某於2016年12月29日上午去銀行把挪用的錢全部歸還，把還錢的現金繳款單給其並與其對了賬，說明了挪用錢款的明細；其記得李某除了那筆200萬元，還挪用了4筆錢，其中1筆230萬元、1筆131萬元、兩筆100萬元。
11、證人周某2（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會計）的證言證明：某鎮人民政府銀行存款餘額調節表由出納製作，正常情況下每月製作1次，出納在月初將調節表交給會計對賬；2016年12月25日，其和出納張某對賬並將有關未達賬項支出列成表交給趙某。
12、證人趙某（北京市通州區某鎮財政所負責人）的證言證明：2016年12月中下旬的一天，張某說在她休假期間，李某代管賬戶，動了鎮政府賬戶的錢，李某承諾先把錢還上再跟領導說；過了幾天，李某主動向其承認動了政府的錢用於炒股，並表示把房賣了還錢，後來李某在2016年12月26日、29日把從單位挪用的總共700多萬元全部歸還；2017年1月4日，其帶著李某找鎮黨委副書記周某1彙報了情況，聽說李某在跟周書記彙報後又去找了鎮紀委書記李某1；李某是從他負責管理的農商行尾號為×的鎮政府財政賬戶上挪的錢，裡面的錢都是政府公款。
13、證人周某1（北京市通州區某鎮黨委副書記）的證言證明：2017年1月，李某主動向其反映他挪用公款761萬元用於炒股並已歸還的情況，態度誠懇，對後續處理很配合。
14、證人李某1（北京市通州區某鎮紀委書記）的證言證明：李某主動向其反映他挪用公款700餘萬元用於炒股並已歸還的情況，後該案移交區紀委。
15、證人李某2的證言證明：2016年12月23日，其兒子李某向其說明了他挪用單位資金炒股及炒股虧損的情況，希望父母幫助籌措資金歸還，其表示單位的錢一分都不能欠，後將多方籌措的資金打到李某尾號為×1的農商行賬戶用於還款。
16、被告人李某的供述證明：其挪用公款用於炒股的具體經過及其主動歸還所挪用的全部款項並向單位領導如實交代的情況。
上述證據經當庭質證，被告人李某及其辯護人均無異議，且來源合法、客觀、真實，並能夠相互印證，證明本案的相關事實，故本院對上述證據均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告人李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本應恪盡職守、廉潔奉公，但其卻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人民幣761萬元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嚴重侵犯了公共財產的使用收益權和職務的廉潔性，其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且情節嚴重，依法應予懲處。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挪用公款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在案發前主動歸還所挪用款項並向單位領導主動交代犯罪事實，配合辦案機關調查，有自首情節，在庭審中亦有真誠的悔罪表現，且無犯罪記錄，依法可以減輕處罰並適用緩刑。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查屬實且於法有據，本院予以採納。綜上，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被告人李某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以及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一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汙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李某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透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審判長朱長軍
審判員蔣為傑
人民陪審員李淑玲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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